1942年齐大女生宿舍外漱洗女生 齐大校友会供图

华西坝，是成都的一个地名。从上世纪30年代末开始，齐鲁大学（以下简称齐大）等国内四所知名的教会大学因抗战爆发而南迁至此。也正因为如此，这里被称为“成都联合大学”。在华西坝这些年，齐鲁大学文理科并进，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

南迁之路，基本全是逃难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向国内的诸多城市发动进攻，也正因为如此，北方的许多大学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南迁。“最初当时的教育部给出的建议是齐大迁往西安以西130公里的五公县。”据岱峻考证，这一建议由于费用较大，使得当时学校不敢贸然执行，“好在当时的校长刘世传精通多国语言，在国外有一定的关系人脉，于是他受政府委托，以民间身份前往海外宣传抗战，同时也为学校南迁募集资金。”最终，位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愿意接受齐大医学院高年级师生，同时也同意齐大的其他学生来坝上借读，于是齐大开始了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南迁运动。据当时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懋春回忆：“教职员由济南往成都迁移时……凡动身早的人，可以幸运的通过济南-南京-重庆-成都的那条路线，费时少，也不太辛苦，但是战争爆发后不久，这条路就断了，只好改走海路，从济南到青岛，再到上海、广州、香港。”这场战争对于齐大来说，造成的第一个师资的损失是老舍，有资料记载，当年在齐大任教的老舍先生，就是在济南沦陷（1937年11月15日）的前一天，挤上南下的最后一趟火车，只身前往武汉，自此，老舍先生离开了齐大。“齐大的学生迁移基本上全是逃难，开始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带了点盘缠，因此日子并不算苦，但是经过一年半载之后，由于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学生越来越多，形成了无数股流亡潮，最后政府不得不派人在沦陷区内各处给予引导，才使得他们能够历尽艰辛，平安抵达成都。”据岱峻考证发现，在1937年秋季开学的齐鲁大学，注册学生只有297人，还不到常年招生的一半人数。

成立齐鲁国学所，迎来大师顾颉刚

1938年初，迁至成都不久的齐鲁大学，将恢复国学研究所的事情提上了议事日程。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创建于1930年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主要工作集中于考察古籍、收集古物材料和辨伪校订、整理古籍两个方面，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或许是机缘巧合，在齐大迁至成都华西坝后，一位国学大师再次与齐大牵手，他就是后来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先生。“当时齐大有一个历史社会系，系主任叫张维华，他向校长刘世传举荐了自己的老师顾颉刚。”岱峻对记者介绍说。

1939年夏，顾颉刚与家人奔赴成都，就任齐大国学所主任职，在岱峻看来，顾颉刚的到来，为齐大的国学所带来了一股新风：“顾先生首先是设置了国学所的规程，并且争取到了五万元的研究经费”，而更为重要的是，顾颉刚的到来也吸引了当时不少国学精英，“顾先生曾先后向胡厚宣、钱穆、汤吉禾、孙次舟、王育伊、韩儒林等学者发出过邀请，请他们来国学所工作或演讲。”

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跳槽到齐鲁国学所的胡厚宣，一直致力于甲骨文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岱峻通过研究当时齐鲁大学国学所留下的资料发现，胡厚宣在华西坝上工作的六年时间里，几乎每年都有十万字左右的研究成果问世：“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因为这些大学都有一些国外的基金赞助，可以给学者们出版研究成果，当时胡厚宣就编印了《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但是每个大学印多少种刊物，每种刊物印多少份，必须由国外赞助者派来的会计决定，结果当时齐大的会计就对胡厚宣说过：‘《齐大国学季刊》、《齐鲁学报》、《责善半月刊》都可以停，但《论丛》可以不停，印多少没问题，开多少钱用多少钱。’可见当时胡厚宣这部作品的学术价值非常之高。”事实上，胡厚宣也成了继“甲骨四堂”之后的又一位大师。

文理皆强的齐鲁大学

在齐大南迁成都华西坝之前，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北有燕京，南有齐鲁”，而这种说法，是基于齐鲁大学的文科国学强大而言的，除此之外，另一种说法则是“东有齐鲁，西有华西”，这一说法，则是指国内最强的两所医学院，即齐鲁大学医学院和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

到了抗战爆发时，齐鲁大学医学院已经是国内最好的医学院，而时任医学院院长的，则是被后人誉为“中国病理学科先驱者之一”的侯宝璋，而《中国科学技术史》 的作者英国人李约瑟也对侯宝璋赞不绝口，称其是“本书作者当时在中国巡回研究中国科技史所尊重和倚靠的病理学家、解剖学家和医学史学家。”“其实现在想想，大师的风范真的是让我辈钦佩。”岱峻对记者介绍说，与其他医学教授相比，侯宝璋还具有文人气质，在给学生们讲述枯燥的病理课时，他会引经据典，把许多古代文学内的东西引入其中，“比如说他会通过把《金瓶梅》、《三国演义》等经典著作中的并发症引入到课堂上，以此分析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患了什么样的病，该如何治疗。”

侯宝璋还曾通过研究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相关文献资料，写下《为司马相如的病下一诊断》的文章，诊断司马相如患的是糖尿病。二战结束后，侯宝璋还曾前往香港，并在香港搜集到了一些竹简：“他在竹简中发现，中国古人曾将吃剩的橘皮放在地库里，等其出现霉菌后，将霉菌涂抹于疮口上用以治病，而这恰恰就是盘尼西林的原料。”在岱峻看来，侯宝璋是以医学的眼光看待文艺，又以文艺修养去研究医学，因此成就了一代病理学家和医学史家。

齐大的学生居川不易

1937年抗战爆发后，曾先后有四所国内的教会大学迁往成都华西坝，它们分别是金陵大学（简称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简称金女大）、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简称燕大），这四所大学再加上成都当地的教会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大）形成了当时华西坝上五所教会大学。

千里流浪，异地办学，每一所学校的学生大致保持着独有的风气，而这些风气体现在学生身上，则有了一些具象的表现：“我曾经考察过，发现当时大家对于每个学校的学生都有自己的概括，比如说金大的学生，是‘神气’，金女大‘洋气’，华大‘阔气’，而对于齐大的说法则是‘土气’。”岱峻表示，这种所谓的“土气”，其实更应该说是一种“士气”：“山东的学生，有一种很严谨的求知态度，比较中规中矩，一丝不苟。”

在岱峻看来，齐大的学生在华西坝学习生活，颇为不易：“怎么说呢，齐大学生与当地人交流是比较困难的，这一点不像其他几所大学，不管是南京的还是北平的学生，讲官话字正腔圆，与当地人沟通，虽然也有语言隔阂，但是毕竟问题不大，但是齐大就麻烦了，当地人听不懂山东话，齐大学生又听不懂成都方言，所以沟通起来相对困难。”而另一个不适应则来自于气候条件和居住环境，位于四川盆地的成都，有“蜀犬吠日”的成语，冬天阴霾的气候也让齐大的学生不适应：“山东的冷，冷在皮，四川的冷，是阴冷，冷在骨，很多齐大的学生都不适应，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坚持下来了。这主要是源自于山东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跟其他大学的学生相比，他们确实有一股韧劲儿，不管是治学还是学生运动，他们都有一种‘大义’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