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年，山东基督教大学的文理学院、神学院分别从潍县、青州迁到济南，三院归一而成齐鲁大学。这所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大学，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样本，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形态息息相关。彼时的创建与未来的消失，皆是合着时代的脉搏。

寻找一个共同的校址

如果不是芝加哥大学的巴顿教授(Ernest D. Burton)提出校址问题，山东基督教大学可能仍然是沿着140英里胶济线在济南、青州、潍县3个地方办学，而不能享有一个共同校址的优越性。巴顿教授作为东方教育委员会的主席，于1909年访问中国。该委员会是洛克菲勒在他的牧师和“科学慈善事业”顾问盖茨(Frederick T．Gates)的建议下资助建立的。

洛克菲勒和盖茨曾在创办芝加哥大学时互相合作过，他们都乐于在彼此都感兴趣的中国建立一所规模宏大的大学。但在开创这样一项事业以前，最好是尽可能充分地了解情况，因此就有了东方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中没有一个人曾访问过散处各地的山东基督教大学的任何一个学院，但柏尔根和路思义曾在青岛和巴顿协商过有关问题。

巴顿博士提出了下列问题：

1、是否一个学生从开始受教育到升入文理学院一年级之前仅仅上过8年学？你们是否打算逐步使你们的教育体制与中国政府的体制一致起来？

2、假如大学随后迁到另一个共同的地点，大学从最节省的角度看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

3、一所建立在长江下游的大学将对你们的工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被递交到校务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讨论，会议起草的一封信中对巴顿博士的问题答复如下：

对问题1的答复是，我们不仅愿意而且乐于将我们的教育体制与中国政府的体制一致起来。对问题2的答复是，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是，第一，人员，除了目前的人员外我们还需要12个人。第二，我们需要大量增加我们的设备，以及需要帮助支付目前的开支。 对问题3的答复是，长江下游的大学不能满足山东的需要。它对这个省的影响，事实上将会很小。我们主张，济南府是一所基督教大学毋庸置疑的中心，山东基督教大学，从它过去历史看，从差会和个人已经作出的牺牲看，以及从它现在取得的成绩来看，有充分的理由将它扩大到拟议中的规模。

洛克菲勒和盖茨设想中的大学一直没有实现。东方教育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达6卷之多，报告相当清楚地指出，差会董事会和差会将不会在一所没有鲜明基督教特色的大学里参与合作，中国政府也不会接受1000万美元的赠与，除非它能完全控制这所大学——这个办法显然不能使委员会满意。

接到这份报告后，盖茨先生无可奈何地承认，他要在中国建立一所规模宏大的大学的梦想难以成真。不过两年以后，在柔思（Wickliffe Rose)博士主持下控制钩虫试验的成功，使盖茨先生萌生了在中国传播医学和卫生科学的主意。这个思想最终促成了中国医学会的建立。

校务委员会的决定中提议把大学集中到济南来，虽然有由于洛克菲勒可能大量投资于中国教育的刺激的因素，但这显然是一个正确的发展目标。所以即使在洛克菲勒的计划暂时受挫后，校务会还是坚持这个立场。这个建议被送到山东的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在获得它们的批准后，又被分别送到美国和英国的董事会，几个月以后这个建议最后获得批准。

济南新校落成

1911年1月，校务委员会进一步采取行动，任命一个5人委员会制定搬迁计划以及在济南寻找合适的地点。该委员会在5月23日提出了关于此事进展的报告，指出有好几处可以得到的地产，但积极建议购买城外南郊毗连城内新建医学院的那片土地。医学院就在怀恩光的广智院西面。校务委员会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拟议中的地点，因为这可以使大学的其余部分与已经占地16英亩的医学院和广智院连成一片。

教会征得民国时期第一任山东都督周自齐同意后，在济南南圩子门外名为永租实为强购六百余亩土地，尽管都是一小块一小块买下来的，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怀恩光先生不懈地努力。

长老会负责筹集济南文理学院校舍的建筑费用，路思义又一次被要求回美国募集资金。他在1912年初，民国刚成立时就离开中国，直到1915年才回来。他在这期间的几年里不辞辛劳地为大学募捐。钱来得很慢，但他耐心沉着、百折不挠地投身于他的工作。最后他成功了。

多年以后，路思义解释了他筹款活动的办法。早在数年前，他为把学校从登州迁到潍坊筹款时，就采取了明确的行动哲学。他写道：“当然，从所有方面看，都没有迹象表明搬迁怎么能得以完成。在我们所能考虑到的范围内，没有经费，就是在将来也没有可信的征兆预示着钱在哪儿。但当时我懂得了以后对我一直行之有效的一个信条，即如果要解决一个问题，首先要决定是否为了上帝之国的利益必须要办这件事，然后充分细致地去计划去估量，不要考虑是否已经看到了金钱。或许随后的结果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计划的过程中，信心伴随着计划的健全化和倾注于其中的智慧与日俱增，在一定的时规内那些能够使梦想成真的人就会参与到这个事业中来。”

与此同时，英国浸礼会正在为神学院迁到济南筹款，1915年卜道成向校务委员会报告，已经募得6700英镑，还要募集的仅剩1300英镑。

当路思义募到的经费足以在济南动工兴建校舍时，芝加哥的珀金斯(Perkins)、法罗斯(Fellows)和汉密尔顿(Hamilton)公司被请来负责建筑事务，法罗斯先生肩负为金陵大学和山东基督教大学工作的双重使命前往中国。他在济南得到以前负责建设医学院的传教士建筑师佩利姆(G. H. Perriam)的协助。建筑上采取了保留中国屋顶的斜线风格，尽管这建筑物有好几层楼高，这在中国建筑中是很少见的。由于法罗斯不可能长期呆在中国，路思义就和家人在1916年搬到济南监督工程的进行。

用某个学生一句绝妙的话来说：“四条交叉大道把校园安排得恰到好处。”从上北下南的鸟瞰附图，可以对学校的场地和建筑有更清晰的概念，它不仅列出了最终矗立起来的大楼，也列出了虚线表示的那些希望中的建筑物。在图的上部，即城墙里是医学中心，其中部是教室和实验室、老医院、门诊部。护士的家就在城墙内，医学院男生宿舍则在城墙外。在医学中心右边是学校的社会部，它包括了阿辛顿(Arthington)大楼及博物馆和演讲厅。

在城墙之外是六栋主建筑。最远的是麦考密克（McCormick）行政大楼，其中有大学办公室和出版社。此外还有康穆堂(Kumler) 、主要用于化学和生物学教学的柏尔根科学楼，用于物理学和生理学教学的狄考文楼，奥古斯丁(Augustine)图书馆、葛罗神学院等等。

学生们显然被新校园的面貌深深地打动了，这可以从下面他们所作的描绘中看出来：“校园非常宽敞。到处是美丽的鲜花和林木，中心的小花园尤其如此。这个小花园被花卉和小道分割开来，看上去就像英国国旗。这非常有趣，同时也意蕴深长。每当我走过这里，我就会想到这些。麦考密克行政楼是我们学校中最引人注目的主楼之一。楼的底部是用大石块砌起来的。上面部分是青砖建筑。里面是各个部门的办公室。大楼旁边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松树和梨树，一些漂亮的花卉竞相开放。学校的学生宿舍建得非常好。桌子、椅子、火炉、书架和床一应俱全。电灯、自来水及暖气应有尽有。所有这些对健康十分有益。我们医学院是在城墙内。学校的铁门顶上有山东基督教大学字样。一条大道不仅通向医学院，而且还可以通往教师住宅、护士楼、医院、男生宿舍和门诊部。道路两旁都有玫瑰花。当春天到来时，树枝绽开了美丽的新叶，玫瑰花吐露芬芳。这看上去像是伊甸的花园！我们大学的教堂耸立在校园的南部。这是一座石建筑。它的美和宽敞会深深地打动你。如果你站在塔楼上放眼四望，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也许你能分辨出生活在尘世和离群索居的区别。教堂里和外面几乎一样明亮，因为我们的教堂大约有一百多个窗户。”

在山东基督教大学的编年史上，1917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当年9月，潍县的文理学院、青州府的神学院和师范学校迁到济南的新校园安家落户。新校园就在城墙以南，一道城墙把它和医科的建筑分隔开来。师范学校现在成了文理科的一部分。

新大学的命名与调整

1917年，在山东基督教大学编年史上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年9月，早在1915年就已经以“齐鲁大学”为非正式用名的山东基督教大学在新校址以“齐鲁大学”为正式校名举行了开学典礼（后来，在立案时，齐鲁大学成为学校的正式名称）。齐鲁大学正式开学，设文理科、医科和神科。1917年秋季，大学共招生303人。其中文理科有134名学生，但他们中间有24人是医科的预科生；神科51名学生；医科118名学生，拥有学生的数量严格意义上说居全校之冠。

为了加强集中办学的管理，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设立校长、副校长，以及各院院长。卜道成为校长，路斯义为副校长，波特（E.W.Burt）接替卜道成为神科科长，德位思（L.J.Davies）继续担任文理科科长，聂会东仍为医科科长。

齐鲁大学是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13所教会大学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齐鲁大学成立后，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办学质量优良，校长、系所主任及教授大部分由外国传教士担任，大多数采用英语教学，其教学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

齐鲁大学虽是一所教会学校，它的宗旨为：“依基督教主义教育中国青年，俾皆被基督教之泽。”但它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在办学的过程中，齐鲁大学不断调整政策，改善管理体制，提高办学质量，使学校的教育目标能与我国社会现实需要相符合。就整体而言，齐鲁大学已融入中国学校教育系统之中，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东省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据《齐鲁大学》《百年齐鲁医学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