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文会馆在中国教育史上创造的 “第一”可谓数不胜数：第一套全面、系统的自然科学课程，第一批通行全国的新式教科书，第一个使用阿拉伯数字等西方现代数学符号，第一个使用白话文教学和写作，第一个发展学生自治组织……除此之外，文会馆还有哪些第一呢？

点亮近代中国第一盏电灯

登州文会馆大学部开办后不久，学校的工作房和理化室已经具备了蒸汽动力机械、机床以及木工和锻工所应有的一切工具。据《登州文会馆志》中记载，登州文会馆所具备的水学器、气学器、蒸汽器、声学器、力学器、热学器、磁学器、光学器、电学器以及天文器和化学器等教学器材共达300多种，这些器械不但“精巧坚致不亚泰西之品”，而且除本校使用外，“各省学堂亦争相购定”。

狄考文在给亲属的一封信中说道：“我花了一些时间和相当的精力与金钱制作物理仪器设备，我在这方面有天然的兴趣，我认为在中国，自然科学将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文会馆第二任校长赫士说：“在潍县，数年前有一次大发电机突然不工作了，狄考文漂亮地展示了他的处理紧急事件的能力。他拆开机器，找出了问题所在，把导线重新绝缘，重缠了线圈，发电机就像通常那样供电了……狄考文在最后一次乘车回国休假途经西伯利亚某地时，机车出了毛病，火车停了下来。由于耽搁太久，狄考文走出车厢下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他见到机车竟是鲍德温牌号，这种牌号的机车结构他早先休假在美国已经非常熟悉，很快就发现了故障的原因，不一会儿，火车就开动继续上路了。”

除了自己学校的学生之外，狄考文还利用他的仪器和机械设备影响着周围的人。

当时登州府里的考院定期举办考试，每到这时大批学子涌进城里。很多考生听说过外国人在城里有个机器厂，都想来听听机器到底是什么动静，因此狄考文在考院大门临街的对面建造了一个“大博物馆”，博物馆的一半是个大讲堂，同时可以搞成暗室，以便放立体幻灯或电影。博物馆里陈列着鸟的标本，四周墙上挂着各种动物图画以及各种各样的机器和零件，同时还有人不断做示范。有个人摇动一把大曲柄，使二辆小铁车先在顶部发出火花，然后围着屋子在一条循环铁轨上奔跑。屋里还展示了一台柴油引擎……这些都让他们感到“令人毛骨悚然”。更让参观者不可思议的是，狄考文用X光展示了每个人的双手的骨骼……当汽笛响起表示该下一批人进来的时候，这些人依旧被震撼得目瞪口呆。

关于购置照明设备，点亮中国第一盏电灯，是在1879年5月。狄考文第一次回国休假途径欧洲时，遇到美国商人、曾创建大西洋电报公司的塞勒斯·W·菲尔德。狄考文极力向菲尔德推介他在登州文会馆的事业，最终使这位大商人产生了共鸣。1881年1月，狄考文休假结束回到蓬莱后，马上给塞勒斯·W·菲尔德先生写信，请求他捐赠一台发电机。1881年上半年，狄考文收到了对方答应捐赠一台发电机的回信。这台发电机首先在文会馆内点亮了电灯，也就此翻开了中国历史上电灯照明的新纪元。

据说皇宫里的第一盏电灯是光绪十四年(1888)点亮的。后来，宫里的这第一盏电灯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了。等宫里重新装修好了，光绪就命人又重新安装了电灯。这时候，宫里已经有了发电机，慈禧索性就命人把几乎所有后宫的妃嫔宫内都安装了电灯。自从皇宫用上了电灯，此后全国各大城市才慢慢用上了电灯。

尽管1881年电灯出现在文会馆并未普及，但作为一种新技术运用，登州毕竟在中国率先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历史上第一场论文答辩

1876年，在科举制度根深蒂固的大清一隅——登州，经过12年拓荒耕耘的学校，终于迎来了收获：三名首批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的学生圆满毕业，学校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和严格正规的文学辩论会，此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学论文答辩。

狄考文经过考核后认为有三名学生已经完全接受学校开设的课程，并且在思想上也颇为成熟，“随时听从狄考文使用，将他们派往自己该去的地方”，狄考文遂准许这三名学生毕业，并为他们举行一场隆重的毕业典礼。

1877年2月，狄考文遍邀学生家长、登州当地知名士绅及在山东地区的来华传教士来参加这个长达两天的毕业仪式。狄考文的夫人狄邦就烈曾做过这样的描述：“整个晚上都在进行文学竞赛。竞赛内容是两篇官话短文，两篇文言文，两次演讲，一次辩论，由裁判员来判定每个毕业生表现的好坏。在毕业典礼那天晚上，宣布授予三位年轻人文凭，他们每个人都作了发言，其中一个题目是：‘男人要履行9职责’；另一的题目是：‘前进，正确的生活法则’，最后一个是代表毕业生所做的‘告别词’”。

学生们通过辩论的形式向在场宾客显示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山东大花生的引进者、中国启喑教育的创始人梅里士认为“生活的法则”的演讲“是他听到的最具有文采的演说”；著名传教士郭显德认为三名毕业生“都在演讲中很好地展示了自己”；美国南浸信会的一位传教士说有一位的演讲可以和任何一所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演讲相媲美。同时，梅里士认为学校“已经是事实上的大学”，在场的其他传教士也都普遍认为学校“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严格意义上讲，这次毕业辩论与竞赛活动与现今的大学论文答辩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毕竟时空跨越了一百多年。但是，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两者大同小异。裁判员就是现在的答辩委员会成员，官话文章就是毕业论文，竞赛和辩论就是现在的答辩。毕业竞赛还多了一项演讲，更加丰富了论文答辩的内容。在130多年前封建闭塞的大清帝国，登州文会馆大张旗鼓地推行新式教育和现代教学模式，而且已经开始使用官话，即白话或普通话，无论从当时还是现今角度看，都是非常难得的。

狄考文借此机会宣布登州蒙养学堂正式更名为登州文会馆，这首批三名毕业生也被后来齐鲁大学的学生视为齐鲁大学的首批校友。在此值得记下他们的名字：邹立文、李秉义和李三清。他们很快被聘用了，1人到杭州，另2人在烟台。后来他们得到了机会深造，邹立文和李秉义当了牧师，李三清成了医生。邹立文1875年在上高中时曾通过了政府举行的传统文学考试，中了举人，此事使学校声誉大增。

山东最早的篮球比赛

1891年12月，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基督教青年会国际训练学校体育教师詹姆斯·奈史密斯博士发明了篮球，因为其形状像篮筐，后又称“筐球”，为世界篮球及其运动之始。1896年，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将篮球（筐球）传入中国；1910年，中国全运会上举行了第一场男子篮球表演赛。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的学校篮球活动才逐渐开展起来。

1897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路思义来到文会馆任物理教习。其间，除了教课还倡导学生进行体育锻炼。那时的封建学校没有体育课，认为学生做室外运动是不务正业，有失体统。文会馆率先开设了体操、篮球等运动项目。当时学生们都穿着长袍大褂，难以跑跳，并且在意识上也都轻视体力活动。路思义最初先教学生跑步、做游戏，不久，从美国新来了一个青年教师，这使路思义有了搭档。他们请铁匠打了一个铁圈做篮筐，又把儿子的玩具皮球借来当篮球，教授他们一些篮球规则，并在校园内组织了山东省最早的一场篮球比赛。后来路思义居然把学生们训练得蛮像样了，经常举行比赛。场上队员辫子上下飞舞，时常手脚并用，令“裁判”不知如何“执法”，场外观众也捧腹大笑……

最早的“乐歌”

山东登州《文会馆志》中“文会馆唱歌选抄”的10首“乐歌”在历史岁月中尘封了几十年后重见天日，是近年来我国近代音乐史料的又一重大发现。其意义在于首次向人们展示了十九世纪末中国学生在教会学堂中自己编创爱国歌曲、抒情歌曲和宗教赞颂歌曲的原貌，而且全部为五线谱记写之四部、二部合唱作品。

这或许让人难以置信，因为我们早已习惯“学堂乐歌”是产生于20世纪初期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采用日本、欧美曲调填写歌词而形成的一种歌唱形式的研究结论。

《文会馆志》中“文会馆唱歌选抄”的10首“乐歌”这一新史料的发现，使我们可以得出一种新的历史结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堂是我国早期“学堂乐歌”的策源地；美国传教士狄考文1864年到山东蓬莱（古称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是我国近代早期开设音乐课的学堂之一；“文会馆唱歌选抄”中的10首歌曲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批“乐歌”。

这些歌曲的曲名、作者依次为：《乐赴天城》（刘玉峰作）、《赏花》（周书训作）、《夏曰》（冯志谦作）、《快乐词》（孙象乾作）、《逍遥曲》（綦鸾翔作）、《恢复誌》（冯志谦作）、《仁寿》（王元德作）、《得胜歌》（连志舵作）、《快活之日》（王元德作）、《爱国歌》（刘玉峰作）。从这些多声部歌曲的旋律、和声与曲体结构的粗略分析中，能大体了解19世纪末在教会学堂中学生编创“乐歌”所反映的时代风貌、精神气质以及西方歌曲的创作手法。

《赏花》是我国目前所知编创年代最早的一首乐歌。作者周书训，字铭九，山东青州府安邱县逢王庄人。1888年于登州文会馆毕业后留任教习，后曾任山东潍县文华书院教习、浙江台州知新学社教习，至民国成立时任青岛礼贤书院副校长，同时任长老会青岛支会长老。《赏花》的单旋律歌谱后来收入杜庭修1932年编印出版的《仁声歌集》和邓余鸿1942年编印出版的《101中文名歌集》之中，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依然有着广泛影响。《赏花》的产生年代与学堂乐歌代表人物李叔同(1880-1942)、曾志忞(1879-1929)的出生年代大致相当，在19世纪下半叶，我国早期“乐歌”能够有这样的作品产生，应当说是相当难能可贵了。

《恢复誌》是一首结构庞大的爱国合唱歌曲。作者冯志谦是“文会馆”1898年毕业生，字益斋，山东青州府临朐县龟山庄人。毕业后曾先后任上海嘉定清华书院教习、天津师范女学堂教习、山东高等学堂教习。《恢复誌》内容歌颂了中国的古老文明、锦绣河山和丰富宝藏，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径表示了强烈谴责，反映了盼望国家迅速强大起来收复失地的愿望。这样的多声部“乐歌”作品产生在19世纪末叶，特别是在教会学堂中出现的反映青年学生强烈爱国主义思想与精神风貌的歌曲作品，对于展示我国早期“学堂乐歌”的面貌，确实起到了史无前例的作用。

“文会馆歌曲”的价值在于，将我国学堂乐歌的历史提前到了19世纪70年代登州文会馆开设“乐法启蒙”课(1872)之时的一个前所未知的领域，较之沈心工1902年在日本编创的《体操——兵操》早了30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