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张运在国内的第一本关于多普勒超声技术学术专著，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出版社出版，但需要自己包销5000册，夫妻两人发广告、卖书籍，整整两年。这本被出版社拒之门外的书已成为我国多普勒超声技术领域的经典著作。而张运业已成为中国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从几个月到几分钟

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对心血管类疾病的研究是世界医学科研的焦点。张运是国际上最早把多普勒技术用于心血管疾病定量诊断的学者之一，并围绕这一技术进行了一系列创新，率先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概念、新方法和新公式。

一般人的心脏相当于自己的拳头大小，但这个拳头大的事物里面藏着什么样的“乾坤”？在采用多普勒超声技术之前，人们是通过一种名为“心导管”的技术来“读”的：把一根导管插到病人心脏里，但这种技术具有创伤性和并发症，由于上世纪80年代的技术落后，病人往往需要等待几个月甚至几年也做不完，从而失去手术机会，当心导管检查结果出来时却发现病情已经不可逆了，手术不能做了。曾有病人给医生下跪，问什么时候能够排上队做手术？

身为心内科医生的张运，曾经为此感到愧疚和不安。

1986年，这些状况因张运得到改变。1985年底，张运学成归国，并带回了被人们称为“放在心脏里的听诊器”的多普勒技术。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大量瓣膜性心脏病和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的沉重负担，而多普勒实现了无创性检查，而且只需几分钟就可以得到结果。为此，张运举办了全国第一期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学提高班，来自全国各大医院50多名医生接受培训，后来又先后举办了五期。经过培训的这批医生，很快把这一高科技技术带向全国，使我国心脏病诊断技术迎来一场根本性的变革。现在，在瓣膜心脏病、先天心脏病、心肌病、心脏肿瘤等领域，多普勒超声对于心导管检查的取代率已经达到90%以上。

不过这些“壮举”在当年的环境下，依然会面临很多困难。比如，张运回国之后写的中国多普勒超声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学》，当时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出版社开始自负盈亏，这本书内容太新，出版社担心没有销路，不敢出版，让张运自己包销5000册，自己写书自己卖。那段时间，张运花费大量的时间向全国各医院发通知，统计哪个医院谁买的书，然后和妻子买纸买绳子，然后把书包成捆，运到邮局寄出去。一包一包地卖，一直卖了两年多，这是一个辛酸而难忘的经历。后来这本书在我们国家产生极大的影响，已成为涉足这一领域的必读教材，培养了一代多普勒超声专家，其中很多人已是我们国家的学科带头人，成为杰出的专家。

张运的一系列成果给无数心脏病患者来福音，并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成为该领域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先后主持国际学术会议30余次，1999年、2001年和2003年，他3次代表中国分别赴美国和香港主持超声心动图学论坛、全球卫星转播学术会议，并发表电视讲座，成为进入美国主会场的第一位中国专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先后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首批第一二层次入选者、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奖励。他所在的心内科，被评为山东省和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学科，在全国居领先水平。他与同事和学生们的科研成果屡屡获奖，先后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33项，被人们称为“获奖专业户”。

鉴于他的杰出成就，2001年12月，张运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9年3月29日，作为新当选美国心脏病学院院士(FACC)，他又赴美参加第58届美国心脏病学院举行的庆祝仪式，这被称为世界心脏病学界的最高荣誉。

得到这一切，对张运来说，实在不易。

小工厂里的“博士”

1952年，张运出生在聊城的一个医生家庭。然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父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牛棚、挨批斗，作为“狗崽子”的他，竟也被戴高帽子游校示众，受尽冷眼与歧视。为了找工作，他曾经干过泥瓦匠、编过笼箩、拉过钢筋。1970年，他被招工进了聊城市标准件厂，做了一名钳工。厂长让张运去跟市局一位大学生学描图，经过一年多的补习和努力，工厂里所有的图，张运画起来都已得心应手。在大家眼里，他无所不知，无所不会，师傅们称他为“博士”。

1973年，张运参加了大学招生考试，考进山东医学院学习。有远见的父母告诉他，一定要学好英语。大学期间，张运悄悄找到了刚刚从“牛棚”中被放出来的英语教授胡玫学习英语。用了大约两年时间，学完了文革前一套五年制英语教材。阅读了胡老师赠给的英语《内科手册》，为他的英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在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大学毕业后，张运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来到聊城新医医院，这是一所治疗脑血管、心血管疾病的专门医院，可以接触到大量病例，得到充分的实践、锻炼机会。有一天，医院收住了一位病情奇特的病号，每分钟心跳高达300次。医院请来地区的著名专家会诊，众说纷纭却没有良策。张运依据自己丰富的心电图知识，认为这是一例罕见的心律失常，并提出了对症治疗的意见。三天后，病人转危为安，事实证明张运的诊断和治疗是正确的。

不久，张运将这一病例整理为论文，作为他的处女作发表在《聊城医药》杂志上，受到业内专家的高度评价。后来考研究生时，他把论文拿给导师看，虽然格式、长度等还不够规范，但导师已从中看出一个年轻人卓越的才华，这也是他接受张运做学生的原因。1978年，张运以英语和专业分数全校第一的成绩，师从高德恩教授攻读心内科学。

第一个获得挪威医学博士的中国人

1983年，31岁的张运被学校派往挪威进修。开始到挪威的时候他感觉很失望，没有去美国和英国，来到这么个小国家。但每个国家都有长处，挪威国家虽小，却是心脏多普勒技术的世界发源地。但张运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多普勒，本打算是去学习心脏电生理学的。直到后来，才庆幸当时能去这样一个国家。

张运所在的皇家医院是挪威最高级的医院，各科医生都是通过激烈竞争上来的，年龄一般都在四十岁以上，他们对这个来自中国的“Boy doctor”有些轻视。当时张运师从“世界多普勒女皇”Liv Hatle教授，导师直接说为什么要接受中国留学生？赶快把他弄走，他们认为张运学来学去，最后肯定只是留在挪威开餐馆，学不了他们高级的技术，也根本不想见面，指派一个护士带他。

这些都没有让张运感到挫败，只想拿出成绩，证明中国人的能力。几个月后，他的第一篇论文完成，解决了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多普勒超声难题。但教授们不相信，怀疑其中有假，组织专家调查，从原始资料上开始审查，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审查，最后证明数据和结论完全正确。后来，张运把文章寄给欧洲权威专业刊物《英国心脏杂志》，该文章未经修改即被发表，上一次发生这样的事，还是在十年前。消息传来，整个医院为之轰动。张罗着为他配秘书、配设备、配房间……导师一改对他的看法，召集全科大夫听张运讲述科研思路和解决方法。

导师劝他在该院读博士，要知道在挪威通过医学博士学位必须是某一课题的专家，在国际权威专业杂志上至少要发表五篇具有高度创新性的论文，平均要用五年的时间。而作为进修生的张运只剩一年多时间。导师说，相信你能成功。张运再次开始超强度的拼搏。

辛苦的付出得到丰厚的回报。在挪威两年，张运不仅掌握了多种超声心动图技术和定量诊断方法，而且对近200名瓣膜性心脏病患者进行了各种综合研究，使定量诊断瓣膜性心脏病的时间由过去心导管检查的几小时缩短到多普勒检查的几分钟，并实现了无创性诊断。美国心脏病年会被世界公认为是最高水平的心血管病学术会议，1985年挪威向该年会推荐了十篇论文，而获选的只有两篇，作者都是张运。

那一年，张运成为第一个获得挪威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也是挪威历史上第二个靠研究多普勒超声技术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