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国内记者李宗陶写的两篇文章，以及电视、广播多次报导关于曹韵贞教授动人的先进事迹和《51通讯'》第8期上郑兆尧同学写的一篇短文。郑兆尧同学不仅支持他夫人的工作，还带病协助她开创中国艾滋病的防治研究工作。我看了很受感动，并对他们夫妇俩深感敬佩。

1988年郑兆尧同学获得去美国学习的机会，改行进行免疫学和艾滋病病毒学的研究，经过艰苦的努力，他很快从一位出色的肿瘤外科医生，转型成为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由于工作紧张劳累，在1998年8月患了冠心病，放了冠脉支架，术后因病情出现反复，医生嘱咐他需要休息。然而此前，他爱人曹教授应国家卫生部的邀请，被聘为中国卫生部预防医学科学院艾滋病控制中心副主任，临床病毒研究室主任，已然身在北京。当时国内条件差，能给她的只有3间空房、5名从未接触过艾滋病研究的工作人员和五万元人民币启动经费。曹教授当即返回美国，一是接丈夫心回国休养，一是想办法置办一些实验室器材。经过多方努力筹措，她和病休的丈夫带着4大箱实验室器材、试剂飞回了祖国。登机时由于所带器材大大超重，按规定需补交运费3000美元，但经过他们的陈述，他们所携带的都是为开展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所必须的用品，最后感动了美航西北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仅象征性收取了50美元后获准登机。

回国后曹教授没有休息立即投入工作，夫妻两人早出晚归，尽快的把实验室建了立起来。 盛夏之际，在那间没有空调室温经常高达摄氏40度的实验室里，他们每天戴着口罩、帽子、手套、穿着隔离衣已然汗流浃背，但仍然坚持严格培训所有的实验员、硕士生和博士后工作人员，让他们尽快的掌握实验室技术。经过他们的努力，规范化的实验室报快开始运转，各项检测完全达标，并建立了自己的病毒库。曹教授在回国后的第二个月即与北京地坛医院合作建立了艾滋病门诊，并多次开办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陪训班和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学习班，她办班采取流动形式，是在各个艾滋病高发区的现场进行。她不顾自己腿伤在身，足迹遍布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培训了一批又一批的艾滋病防治的医务人员，建立起了十个全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网，目前我国每个省市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带头人，都是曹教授培养出来的。她在进行这些工作时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过1分钱，而是运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从国外大药厂和基金会争取到5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培训，向国外一些大药厂争取到100万美元的免费药品，用于启动中国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曹教授是在我国开展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第一人，是我国艾滋病治疗工作的开拓者，由于她的呕心沥血，言传身教，带动了一大批医务人员全心地投入了中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并取得了成效。在中国工作的10年，曹教授为了我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全心全意不辞辛劳的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工作，她常常是买上二两个馒头放在办公室，早上一个，中午一个，连吃饭的时间都省了：她抱着一颗爱国赤子之心全心工作，却忽略了自己的亲人，为了工作，她丈夫手术，她母亲病重去世，她都不在身旁；她的小外孙患脑瘫，因为她不在身边，直到生后8个月才被发现，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人们常问她为什么这样努力的工作，她说：“能为中国老百姓点实事，是我这一生强大的愿望。”她这种忘我的爱国之心，值得人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