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夏天，我从福建仙游慕陶中学毕业，就到福州参加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齐鲁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本科。1952年由于全国院系调整，医学院和原山东医学院合并，取名为山东医学院。因此，1956年我毕业的学院是山东医学院。我在齐鲁大学医学院是最后一届，而且只有一年的经历，虽然这一年很短暂，而且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我投考齐鲁大学，从福建到山东的情形仍记忆犹新。

受“老校友”影响报考齐大

   我是1934年出生的，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有齐鲁大学，在山东。虽不明确山东在何方，只知道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但已经听说齐鲁大学毕业的医生都是最好的。因为我的四叔公（我祖父最小的弟弟）是齐鲁大学毕业的，他曾在福州开办灼祖医院，并曾担任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是福建很有名的医生。

最近我的堂叔王慰年寄给我一本刚出版的《一代名医王灼祖》，其中详细记载了王灼祖(1893-1983)也就是四叔公一生的经历。他1922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科，由于成绩优异、医德良好，被齐鲁大学医院正式聘为教学医院医师，但他时刻挂念福州缺医少药的民众，一年后决心回福州发展。1923年，他应聘于福州塔亭医院，开始了在福州的行医生涯，1926年在福州台江开办灼祖医院，1955年调任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一代名医王灼祖》是福建省有关领导为纪念、缅怀王灼祖对福建省卫生事业奉献一生的业绩，由福建省、福州市文史界、卫生界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同志编撰出版的，《福建侨报》副总编黄意华先生担任主编。福建省卫生厅原厅长左英先生为此书撰写序言。序言中说，王灼祖从上世纪20年代起从山东齐鲁医院回福州后就在福州行医，先在福州塔亭医院建议并筹建了内、儿科及妇、外科，这是福州西医院最早出现的分科，上世纪40年代初他又与闽侯医师公会的同仁们创办了由中国医师自己管理的时疫医院（后改名合组医院），为首任院长，为抗击鼠疫、霍乱、天花等恶性传染病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些史实表明王灼祖是福州西医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有关他为贫苦百姓免费施诊送药的故事，坊间流传很广。他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在同行中也深孚众望。所以，福州一解放他就得到政府的器重。王灼祖是齐鲁大学的老校友，他的成绩应归功于母校的培养。

我小学、中学都是在福建仙游读书，和四叔公很少接触，但我大姐王玉清早年就在福州读书，医学院毕业后在福州从医，经常和四叔公接触，有时还到灼祖医院帮忙看门诊，大姐回仙游探亲时经常说有关四叔公和灼祖医院的所见所闻，我可能就不知不觉中受了影响，高中时就有意将来学医。

1951年是全国统一招生的第二年，投考大学时我刚17岁，自己就毫不犹豫地第一志愿报齐鲁大学医学院，但是否被录取则毫无消息。当时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非常闭塞。有一天我大姐好不容易从福建医学院找到一份报纸（发榜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才得知我已被齐鲁大学医学院录取的信息，但已超过了金沙9001w以诚为本入口报到的日期。当时在福州的大姐、二姐、三姐，她们都为我考上齐鲁大学而高兴，同时也为我超过报到时间而担心。大姐当时是福州协和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工作很忙，她让我自己马上打加急电报给齐鲁大学教务处请假（当时不能直接通长途电话），说明迟到的原因，另外，三哥和三姐分别为我买船票和准备简单的行装。大姐问我：“现在找不到伙伴与你同行，你自己敢不敢去？”我很干脆地回答：“敢！”然后她把自己积累的工资100元人民币给我作为路费及学费，第二天我就匆匆离开福州，踏上去山东找齐鲁大学的路程。

我知道从福州要到南平才有长途汽车到江西上饶，从江西上饶才有火车到上海，从上海才能买火车票直达北上，到了南京浦口火车还要轮渡过长江，那时的交通情况就是这样。我买到赴南平的这张汽船票是当天剩下的最后一张，是贴近汽船锅炉房的位置，正逢8月炎热的夏天，汽船开动时那刺耳的噪音加上锅炉旁的高温，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经过几个小时迷迷糊糊到了南平。出了码头，随人群匆忙涌向购汽车票去江西上饶的窗口，我买到的汽车票又是最后一排的位置。到达江西上饶汽车站后，我照样随大流跟着人群走，挤在人群中随便买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几天乘船、长途汽车等旅途劳累使我已经晕船、晕车、恶心，吃东西就想吐，又坐上这样的火车，更是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就这样到了上海。出了上海站，马上有许多三轮车夫争先恐后地来帮旅客提行李，当然就得坐上他的车了。我按照招生录取通知的那张报纸上所提供的地址，去找齐鲁大学招生上海报到处。但当我好不容易找到那地点时，齐鲁大学的报到处已撤离，我着急万分，不知所措，好像软瘫似的蹲下。幸亏当时山东医学院的报到处还在，该报到处的负责人周樾老师看我着急的样子，就非常热情地对我说：“不要担心，山东医学院也在济南，你现在可以跟我们一齐活动，把你带到济南。”我顿时觉得好像遇到了救星，喜出望外，我总算是找到集体了，再不必孤独奔波了。此后，我一切跟随集体活动，吃饭、住宿、车票都不必我自己操心。在上海休整了一两天，我才有机会将随身带的一张明信片发出去给亲人报平安。

齐大最后一届学生

从上海到济南，一车厢都是要去山东上学的大学生，沿途说说笑笑，非常愉快，不知不觉就到了济南站。周樾老师看到站台上有两位佩戴齐鲁大学校徽的大学生，就把我托付给他们，他们非常热情地带我一齐坐上三轮车到齐鲁大学学校门口。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位分别是四年级的蔡乃哲老大哥和比我高一届的金红学姐。到了校门口，我首先看到的是校门两侧各站立一位保安人员，穿着灰蓝色的制服，手持长步枪在站岗，相当威风。进入校门后的感觉是校园内花草树木多，绿色的草坪很漂亮，校园很宽阔、幽静，点缀着一些别致的别墅式的小洋房，给人一种非常优美、舒畅的感觉。

我首先到办公楼教务处报到，交了30元学费，就到西村景蓝斋女生宿舍报到。可能是我来得较晚，被安排住在朝北的房间，晚上蚊子很多，我根本无法入睡。我在福州时听说山东没有蚊子，因此没有带蚊帐来，不知如何解决。过了几天，当时六年级的宋世诚老大姐得知此情况后，马上借给我一床蚊帐并亲自帮我挂上，帮我解决了大问题。医学院高年级的女生都住在景蓝斋女生宿舍，当时已经五年级的福建老大姐林与莲、关希吉等经常在生活上、学习上给我很大的帮助与启迪，因此我虽然第一次远离家乡，但并不觉得很孤单。

当时有两个餐厅，校本部的大餐厅及附院的医学院餐厅，大餐厅的伙食费每月6元，医学院餐厅伙食费每月12元。我选择大餐厅，主食多为玉米面发糕、小米粥等，副食多为炒各种青菜配少量肉类等。早餐常有煮鸡蛋，每个5分钱，还有各种咸菜等。我来山东半年后，体重、身高都明显增加，我特地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寄回家，我大姐来信说“还是山东的饭菜养人”。

我们51级医疗系本科班共有八十多名同学，是齐鲁大学医学院学生数最多的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徐晶莹当班长，还有学习、生活、文娱、体育委员等组成班委会，在全班同学的生活、学习、纪律等方面，班委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第一学期上解剖课是在西村一间大平房内，张季兰老师集主讲与示教于一身。张老师讲课很生动，常常用一些通俗的比喻说明解剖学的位置。例如，讲到输卵管与卵巢的关系时，他展开双臂向上举，说，好比这样两手各抱一个大西瓜在肩上，西瓜的位置就是相当于卵巢的位置，双臂相当于输卵管的位置，双手相当于双侧输卵管伞端。这种比喻让学生听课时很轻松又易记忆。大课后，学生每6到8人分为一组，围在一个解剖台边，每个解剖台上都摆放一具成年人尸体供学生自己动手解剖。每组推一组长，张老师先对各组组长重点示教，然后组长再回各自小组，带领本组同学进行解剖操作，张老师再巡回各组指导。当时解剖学老师只有张老师一人，没有助教。大家都知道解剖学是医学重要的基础课，因此学习都很努力、主动。

那时，教学楼只有两座，即化学楼和物理楼，物理就在物理楼上课。教我们物理的老师是一位山东人，讲课是用地道的山东地方口音，我们刚从南方来的同学几乎一句都听不懂，课后只能自己看书，勉强应付期末考试。化学和其他普通课都在化学楼323和333教室上课。英语是刘兰华老师主讲，生物是张致中老师，化学是王明德老师主讲。体育课在北操场，是苗中元老师指导我们投球、发球、跳高、跳远及跑步等。课外活动是由本班文娱委员安排、带领大家活动，我们经常在办公楼前的草坪上跳集体舞、合唱一些革命歌曲等，常还有口琴、二胡等乐器伴奏。那时的学生生活是多么单纯、和谐、愉快。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齐鲁大学和山东医学院合并，取名山东医学院，院址仍是原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地址。合并后我们这个班被编为山东医学院医疗系51级丙班，原山东医学院的有甲班和乙班两个班。到了三年级，这三个班又根据组织需要分为内、外、妇、儿四个班。我被分到外科班，1956年毕业服从全国统一分配到病理教研室任教，直到2003年5月退休，同时又接受齐鲁医院返聘到病理科工作。